贫富分化这种事在哪都有，平心而论曰本在这方面要比韩国做得好许多，人也更颓废，大家都在努力无欲无求，社会矛盾没那么尖锐。
十年后是枝裕和拍了一部《小偷家族》，乍一看是表现一群穷困潦倒社会边缘人的，现实主义平静得像一杯冷冷的白开水。
然而随着情节推动就发现，这是一部动人温馨的家庭片，虽然对社会的失败之处有所叹息和检讨，但都是表面的，最终刻画的还是人性光辉。
导演想要表现的是：世界是复杂的，即便最底层的小偷家族也拥有着爱。
爱能发电，只要有爱，此生就值得了。
这部电影和《寄生虫》一样，也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不过立意却差远了。
按照江川当年研究生导师的话说：“《小偷家族》这种内容的电影就是迷魂汤，是最有效的催情药，直接干掉人的大脑。”
记得当时江川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重，还特地问了一句：“为什么呢？”
导师对他的虚心好学很满意，耐心地讲解：“如果你是个吃饭都成问题朝不保夕的穷人，看这样的电影是个什么心情？
人真的可以靠爱生活下去吗？
答案显而易见，不过这些电影不是拍给他们看的，而是拍给那些喝着奶茶、点餐垃圾食品还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可怜虫们看的。
金字塔可以没有顶层，但不能没有底层，这种电影就是用来稳固基层的。
不过我们也得反思，金字塔顶层出资请我们拍出这样的电影，这对我们电影人来说绝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寄生虫》无疑揭示得更加深刻，然而很惭愧，这不但是资本家投资的，还是资本家亲自拍的，原始动机也不是呼唤社会正义，而是追逐名利，把想占的坑都占了。
所以江川感叹：“我这么算计愚弄这个世界，有意思吗？”
这也没办法，谁让他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知道得比别人多。
对于拍好《寄生虫》，江川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电影是信息承载体，一部电影能够容纳越多信息，越可能成为一部好电影，所以细节越丰富越好。
就和其他作品一样，《寄生虫》原作江川看过，但是记不住太多细节，只能二次创作自己一点点补充。
雪野江川生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东京，江川生于九十年代的大陆富庶地区，都没有见识过绝对贫困的生活。
为了写好《寄生虫》大量细节性的内容，他做了很多采风。
日韩社会有很大共性，为了体验生活，江川在首尔走访了很多地方，后来回到东京也到处寻找贫民聚集的地区，尽量深入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