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南下平定沙定洲叛乱时，大西军已经在昆明城站稳了脚跟。因为龙在田居中斡旋调停，黔国公沐天波虽然不愿意与大西军合作，逗留在楚雄府静观其变，但还是写信向孙可望等人表达了感激之情。
此时的云南，跟明末所有省份一样，百业凋敝，民生艰难。
史书记载，“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殁，十之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籍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幸”。
张煌言担任云贵总督，积极恢复生产，推广玉米、土豆的种植。
无奈云南境内势力错综复杂，土司们各自为政，又是天下大乱之际，朝廷鞭长莫及，故而张煌言的惠民之策暂时没能在云南施行开来。
沙定洲之乱波及范围很大，云南百姓更加苦不堪言。莫说别处，就是昆明城一带也变得残破不堪，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大西军进入昆明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大西军吸取了在蜀地败亡的教训，川西会议时杀了以汪兆麟为首的顽固派，改变了治国理政的策略，治理云南的政策焕然一新。
孙可望是张献忠四个义子中的长子，又读过书，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政策，巩固大西军在昆明的统治。
当务之急，是要恢复生产，保证军队粮饷。
孙可望根据云南的情况，想出一个特殊的法子来，那就是施行“营庄制度”。
所谓的营庄制度，是把昆明一带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军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这种赋税政策，田赋和人头税并存，自然无法与李存明颁布的政策相提并论，但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落,减少了敌对情绪。
这一政策的效果，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昆明一带的百姓们欢欣鼓舞。
同时，孙可望下令严格禁止酿酒,避免浪费粮食，还颁布一系列政策，在社会上推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社会风气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当时的滇池面积广袤，经常洪水泛滥。孙可望又下令士兵们整治滇池，兴修水利，并未征用民工。
这个举措更得人心，昆明城的百姓们交口称赞，自发组织起来，给大西军送粮送米，或是参加义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