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外请来的那几位技术高超的画珐琅工匠之外，还有一些国内的工人同样也受雇于御用玻璃厂，据记载他们大概来自我国的两处著名的玻璃制造中心，鲁省博山和岭南，这其中博山在元代时期就已开始生产玻璃。
而且，康熙清宫档案还记载了御用玻璃厂中两名岭南籍工匠的名字，他们为程向贵及其家中学徒周俊，据载他们于1709年进宫，1715年返回岭南。
清宫档案亦记载另外两名欧洲传教士对玻璃厂建树良多，一为法兰西耶稣会士纪文，他于1740年来到华夏，在进入修院前，他已是玻璃及水晶工匠。
他以钟表匠及玻璃匠身份来华，乾隆皇帝令他效命于圆明园玻璃作，专门生产不同颜色及质料的玻璃、欧洲式玻璃，以及宫廷使用及陈设的华丽装饰玻璃。
另一位耶稣会士玻璃匠汤执中亦来自法兰西，他出生于鲁昂，1727年进入巴黎的修道院，1730年曾往加拿大，1735年返国，1740年才启程到华夏。
他曾在鲁昂的玻璃坊工作，可能是皇家作坊，擅长制造玻璃片。1741年他抵达华夏，即奉诏于蚕池口玻璃厂工作，为期逾两年。
根据乾隆时期的档案记载，那些玻璃器应该都先在蚕池口的工厂完成烧造及吹制玻璃的工序，随后再到圆明园作坊再进行彩绘。圆明园作坊是制作最精美玻璃器之所，亦受皇帝亲自监督。
现在，楚琛可以肯定包括自己手中这件笔筒在内的若干相关的存世玻璃器。应该都是于1736至1758年间乾隆朝玻璃制作鼎峰期间由圆明园作坊绘饰。
这一点，从现在英伦大维德爵士珍藏的几件料胎画珐琅器。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他手中的这件笔筒。和大维德珍藏的那几件山水画料器，以画技来看，风格的绘画的技艺方面基本没多少差别。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笔筒虽不是出自同一画师的手笔，但应在同一作坊彩绘。
另外，大维德珍藏的料胎画珐琅器都磨琢出双方框四字楷书款，一些刻字内留着蓝彩痕迹。而楚琛手中的笔筒也同样如此。
把玩欣赏着手中的笔筒，楚琛内心一直赞叹不已，从整休来看。这只笔筒的高度虽然只有7.2厘米，但笔筒上的山水却表现的淋漓尽致。
其中在笔触上也极好的表现出多样的技法，山石的皴笔层次清晰，树木依种类不同或用点簇或用夹叶。彩墨结合，以墨笔为骨干，以青绿为主调，间杂些许鲜红，由于釉料的缘故色彩比之绘画又多了一分鲜亮明快。
其构图疏密得体，层次分明。景物错落有致，颇得章法，笔触运用自然灵活，渲染皴擦。格调清新，别具艺术魅力，整体画风富有清代宫廷山水画惯有的严谨富丽。文雅含蓄的特点，令人观之悦目。赏玩不尽。
除了料胎和绘画上体现出来的高超技艺之外，因为当年的历史原因。也为这种料胎珐琅器增添了不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