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早期，这样的军队设置，既保证了兵员充足，又减少了国家开支，可以说是稳固国防安全的极有效手段。
然而，从明宣宗以后，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卫所的军官开始不断侵占军屯田地，当地的官员也频繁地私役军士，甚至有些军户俨然已经成了当地缙绅们的家仆。
除此之外，随着文官地位地不断攀升，武将的地位是一日不如一日，而武将下面的军户简直就成了最低等的人群。
就这样，由于官吏的盘剥，土地被隐占，月粮被虚冒，加之地位低微人人可欺，卫所里面的军户是愈发地难以生存了，因此从明朝中期开始，便出现了大量军户逃亡的现象。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曾言：“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四）
由此可见，军户逃亡的严重程度。
随着卫所制度的逐渐衰落，为了保证军队还能有足够的战斗力，募兵便逐渐兴起了。
土木之变之后，为了抵抗外族侵略，募兵便已经屡见不鲜了，天顺年间，朝廷更是为了招募募兵给出了相当优厚的待遇，即：“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杂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许勾补。”等等。
等到了嘉靖时期，随着南倭北虏地不断滋扰，边患更是日趋严重，朝廷为了抵御外敌，又进一步地扩大了征招募兵的规模，由此，募兵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由于募兵的待遇比较优厚，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来去相对自由，所以很多民户都喜欢过来当募兵，应募为兵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当时就有所谓的“一人应募，一家可资以养“之说。
与之相对应，募兵里面的很多军官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靠世袭了，很多武艺高超，屡立战功之人便从中脱颖而出，牛蓝山便是借着这股春风而当上了宜阳所的一名千户的。
宜阳所位于襄阳以南，荆山以东二十里的地方，因此，守备荆山东麓的任务便是由他们来负责的，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入荆襄大山，因此他们的肩上便又多了一项抓捕流民的任务。
然而牛蓝山对于这项任务却并不感兴趣。
最近这几年，他一直都在忙着侵占军户们的田土，搜刮民户们的膏脂，不仅如此，他还在襄阳城以南养了一群贼匪，平日里从那些贼匪手里收一些黑钱，一旦那些贼匪乱子闹大了，他便会带兵把那些贼匪“赶”得远远的，然后借机从官府那里再拿一笔剿匪的银子。
如此，一来二去，牛蓝山的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他经常会去附近的州县听曲儿看戏，喝酒逛窑子，敲诈勒索，打人砸店，好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