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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如何了得?

清朝错过了最关键时期的雍正,人亡政息。

大宋错过了最关键时期的范仲淹,错过了整肃吏治最好的阶段。

江逸叹了口气,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做了一件小事,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一个厉害的人分明做了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最终却还是被历史洪流吞没。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才有了生不逢时这个遗憾。

出现的时间、碰到的人、遇到的事情、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很关键,似乎一旦有哪里出了偏差,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要知道,范仲淹在历史上,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对整个大宋的病根而言,只不过是个极其微小的改革。

至于它的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等,更谈不上是彻底的改革。

可哪怕只是这样,在庆历新政的“十事”宣布之后,“修武备”一项就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

修武备,是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

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间来务农,再花一个季度的时间来教练战斗,寓兵于农,既可省下给养之费,还可以发展农业,鼓励农桑。

可惜,这事没能落实。

其它各项同样如此,虽然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就开始推行了,但也没办法贯彻下去。

仅仅只是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许多官吏就已经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最终,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吏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先祖,这事怪不得您,您一人之力,又如何敌得过那些世家大族?”

江逸抱不平道:“自古以来,变法除去需要变法强臣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无条件信赖的能君,两者缺一不可,这又岂是您的过错呢?”

“是当今皇帝没有大刀阔斧的决心,是世家的势力太强,但您的变法却是真正可以富民的。”

江逸心念一动,时空之镜上出现了一批正在勤勤恳恳办公的官吏,和之前那些聚在宅院里慵懒散漫的世家官吏形成了鲜明对比。

范仲淹看到这幕,嘴角止不住地咧开。

江逸继续道:“由于庆历新政的推行,许多碌碌无为和祸国殃民、贪赃枉法的官吏被开除淘汰,使得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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